为什么能够做大的企业，往往都经历过濒死体验？

走过“生死桥”的创业者们在也喜欢在一起回忆公司濒临倒闭的日子，交换彼时那种走投无路，甚至希望瞬间解脱的心境。这些话语和心境，在他们看来，往往又是无法和家人、员工沟通，也是无法被他们理解的。

外界往往也只关注“贼吃肉”，忽略了“贼挨打”，然而，“贼挨打”也会让吃瓜群众觉得“贼吃肉”理所应当。

任正非在与索尼CEO吉田宪一郎的一次谈话中也说到：“人一旦成功后，容易被媒体包装他的伟大，它没看到我们鼠窜的样子……2000年前，我曾是忧郁症患者，多次想自杀……当时我知道这是一种病态，知道关键时刻要求救。承受不了这么大的社会压力。”

选秀节目让素人上台“卖惨”，甚至不惜胡编乱造，以赢得观众的支持，这不仅仅是为了获取观众的同情。对于观众的来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聚光灯下，需要一个理由，他过去濒临崩溃的人生，正是提供了理由。

观众会下意识认为，一方面，人生有起有伏，另一方面，他必然从人生的绝境中学到了什么“绝技”，使他有勇气、能力和智慧走到这里，而我们既没有经历他那么低的谷底，也不必去嫉妒他的高光时刻，不但如此，在主持人的煽动下，我们还会助力他“飞得更高”，并从中体验某种成就感。

对企业家而言，这个谷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他们又是如何走出谷底的，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领导力大师沃伦·本尼斯也说过：“以往在研究领导力之道时，太看重人格特质和其他个人因素了。这些因素很少能够决定一个最后的成功……功成名就者以及我们心中的领导者，多半来自个人适应危机或挑战的能力。”

如果失败，生活将回到常态，

这个故事不值得讲述

我们必须意识到，外界的危机和心理的危机往往是同时产生的。一般认为，是外界的危机催生了内心的危机，实际上极有可能是相反的。而且人如果认为危机来自外界，往往还是加重危机。

好莱坞著名剧作家罗伯特·麦基在谈到编剧理论时，表示：“生活告诉我们，人物欲望的价值尺度与他为达成欲望而愿意承担的风险成正比，价值越大，风险就越大。”

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个人因为资源和能力与他的野心不匹配，没跃上某个台阶而跌倒在地，不过换句话说，他这样做也是在试探能力的边界，如果他没有摔死，他可能会放弃，也可能会选择矮一点的台阶往上走。

尽管，我们是否只是活在我们自我编织的梦境中，是哲人们数千年来仍在争论的问题。

罗伯特·麦基没有否认现实的真实性，他提出了一个相对能够理解的说法，即客观世界的必然性是必须而且实际发生的东西，它与或然性是相对的，后者是我们希望或期望发生的东西。

“当客观必然与人物的或然性感觉发生冲突时，虚拟的现实里会突然裂开一道鸿沟。这一鸿沟便是主观领域和客观领域的撞击点，是预期和结果之间的差异，是人物在采取行动之前心目中的世界和他在行动中发现的世界的差别。”在生活，人们也会意识到，往往会被投注过多注意力的人和事所裹挟，遭遇巨大的阻力，得非所愿。

我们作为观众时，也很明白这一点，“如果主人公失败，生活将回到常态”，那么这个故事便不值得讲述。同时，我们也明白，主人公的欲望和鸿沟是同时的产生的。在故事中，我们和主人公都意识到，不可能以一种最小的保守方式得到他想要的东西。

在麦基看来，“他必须重整旗鼓，奋力越过这一鸿沟，然后产生下一个行动，下一个行动是人物刚开始不愿意采取的，不仅因为这一行动要求更强的意志力，迫使他更深地挖掘自己的潜能，且最重要的是，第二个行动将使他面临风险，他现在就得承受有所得，就有所失的风险。”

另外，沃顿商学院市场营销教授乔纳·伯杰对故事的看法则代表了另一种主流的观点，他也认为人们在现实世界中受到无所不在的暗示的影响，比如他研究发现，人们买什么车，很可能是由“隔壁老王”决定的，但自己却认为是自己决定的。

将乔纳·伯杰等人的研究推演下去就是，我们遭遇的现实是由我们当下各种细微选择的集合所决定的，即我们身处的现实剧情是我们脑子里的念头经过无数次“蝴蝶效应”所显示的。

那么，创业者们走入至暗时刻，一个内外同时产生的绝境，往往也就不可避免了。

不可避免的谷底

人类学家、神话学大师约瑟夫·坎贝尔在研究了几乎所有西方神话后，顿悟到一个问题，即所有神话背后只有一个神话，所有神话英雄面具之下，只有一个英雄。由此他写出了巨著《千面英雄》。

这本的艰深的学术著作，被好莱坞另一著名编剧沃格勒(Cristopher Vogler)发现，并从中悟到了被他称为“英雄之旅”的编剧原则，该原则很快成为了编导好莱坞商业大片的金科玉律，几乎所有的大导演均对此顶礼膜拜。

不仅如此，约瑟夫·坎贝尔还成了乔布斯这一代青年的精神导师，他的理论指导着他们去认识自我和世界。